最高人民法院于2月13日首次发布了一系列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其中包括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交通肇事案和三起危险驾驶案，旨在明确相关裁判规则。其中，《王某群危险驾驶案》尤为引人关注。
2025年9月13日凌晨，被告人王某群饮酒后驾车从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某饭店附近返回居住小区。大约一个小时后，王某群再次驾车离开，并激活了辅助驾驶功能，设置好目的地后，利用私自安装的可以逃避系统监测的“智驾神器”配件，使车辆在无人监管状态下行驶，自己则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睡觉。当车辆停在目的地附近的路段时，因挡道被过路群众发现并报警。警方到场后对王某群进行了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4.5毫克/100毫升，属于醉酒状态。
《王某群危险驾驶案》进一步阐明，即使使用了车载辅助驾驶系统，驾驶人仍需确保行车安全。如果行为人通过私自安装设备逃避系统监测，则不论是否实际操控机动车，都应作为驾驶主体承担法律责任。
最高法还明确了毒驾肇事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严某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指出，明知吸食毒品后会产生严重不良反应且有发生交通事故风险的行为人，若在吸毒后驾车高速行驶并连续冲撞其他车辆或行人，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均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对于此类犯罪，法律将依法从严惩处。
关于交通肇事等刑事案件中的事故责任认定，《刘某江交通肇事宣告无罪案》说明，法院在处理交通事故责任时不应仅依据逃逸行为来判断责任大小，而应综合考虑事故原因及其他证据，具体分析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如果逃逸行为对事故发生或扩大没有直接作用，则不应作为刑法意义上认定事故责任的依据。
此外，针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共犯成立范围也进行了界定。《艾某等危险驾驶案》表明，采取欺骗、怂恿等方式教唆他人实施醉酒驾驶犯罪，情节恶劣者可按共犯论处；但仅是口头鼓励一般不构成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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